宣统帝爱新觉罗·溥仪（1906－1967）与股肱大臣罗振玉（1860－1940）有16年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在北京、天津、旅顺和长春四座城市有不同表现，本文对两人在四地的活动进行考察，有利于探索出他们之间关系的真谛，以解开流传半个多世纪的谜团。

一

溥仪于1909年3岁登极，成为清朝第十代皇帝，仅两年时间，清朝被辛亥革命推翻，建立中华民国，溥仪退位。可是，溥仪仍在紫禁城里过着小朝廷的生活。惟第一代恭亲王奕??（1832－1898）嫡孙溥伟（1880－1936）与逃至旅顺的肃亲王善耆（1866－1922）相携，组成“宗社党”，力主复辟。溥伟坚决不住民国之地，于1912年2月避居德国占领的青岛，旋投靠日本，发誓“有我溥伟在，大清帝国就不会亡。”后展开“满蒙独立运动”，秘密建立“勤王军”，并得到日本的赏识。

在紫禁城有两位能左右溥仪灵魂的人，一位是他的师傅陈宝琛（1852－？），是智囊人物，不仅左右溥仪的生活，还左右其政治态度。另一位是曾任香港政府官员，及威海卫行政公署长的英国人庄士敦（Johnston，sirReginaldFleming，1874－1938，于1918年被聘为溥仪的英语教师。⑴在北京，还有一些清朝遗老、保皇派和反动文人，大肆宣传封建礼教，组织反动力量，攻击共和制度，企图复辟帝制。1917年7月1日，封建军阀张勋（1854-1923）率领2万辫子军进驻北京，请出溥仪第二次登极，恢复宣统年号，史称“张勋复辟”，但仅12天便草草收场，溥仪再次退位。溥仪大婚后，遗老们推荐忠于朝廷，并具有才干的郑孝胥（1860－1938）、罗振玉、柯劭忞（1850－1933）、王国维（1877－1927）等扎着辫子的十二三个人进入紫禁城，分别担任“南书房（皇帝书房）行走”或“懋勤殿（管理皇帝读书文具之地）行走”，同时把张学良的老师镶红旗蒙古副都统金梁和溥仪岳父荣源派为内务府大臣。

其中罗振玉被召入南书房有较深原因。罗振玉才华出众。13岁读完诗、书、易三经。19岁时将平日读碑版之积稿，著《读碑小笺》、《存拙斋札疏》。并读兵书、农政等著作，同时拟创农学社，翻译西方农书。⑵1900年应湖广总督张之洞（1837－1909）之邀，主持农务局。1906年奉调进京入学部任二等咨议官。1909年补参事官，为正五品。辛亥革命后，与亲家王国维及婿刘氏三家眷属20人赴日，定居京都，但仍念念不忘清室之恩。在日期间与曾任陕甘总督的升允相识，互相交流复辟清朝的见解，看法相同，决心依靠外国势力复辟。

1919年春，罗振玉自日本返回上海，后转至天津，组织东方学会，纠集封建遗老，等待复辟时机。罗振玉的学识与到日本的经历，更主要的是他对复辟的始终不渝，博得了溥仪的赏识，所以升允、陈宝琛一推荐，就被溥仪重用了，并特准其遇事随时上陈。这段时间，罗振玉在溥仪身边做了五件事。第一，1924年，罗振玉入南书房，主要是与王国维等检点宫中器物，在各朝代的字画上面盖上“宣统御览之宝”，登记上帐。但是在检点器物过程中，出现了丢失大量文物之事。溥仪认为是身边的股肱之臣们将文物带出宫外，高价卖出，成了重要的“生财之道”。而且特别列举“罗振玉的散氏盘、毛公鼎的古铜器拓片，佟济煦的珂罗版的宫中藏画集都卖了大价钱，轰动中外。”⑶第二是随时上陈自己的复辟大计。第三与日本人开始往来。溥仪的股肱们最初与日本公使馆交往，后来罗振玉、郑孝胥又与北京的日军兵营建立关系，罗振玉甚至专程到天津日本驻军司令部求援，司令部金子参谋嘱其到北京找竹本大佐商议复辟事宜。竹本应允在溥仪居住的北府附近派日本骑兵巡逻，一旦有变，日军兵营会采取“断然措施”。溥仪得知这一切，如同吃了“定心丸”。第四，向溥仪提供有关情报。罗振玉将在天津看到段祺瑞（1865－1936）反对冯玉祥（1882－1948）“逼宫”的通电告知溥仪。使溥仪获得段祺瑞行将出山的消息。第五，为溥仪做些事务工作。1924年11月22日，罗振玉会同柯劭忞“商购裖褙胡同盛昱之屋，将为行在”。⑷26日，罗振玉代溥仪书写赐张作霖（1875－1928）诏书，说明“予数年以来，困守宫中，囿于闻见，乘此时会，拟为出洋之行，惟筹备尚须时日”，并拟“先往盛京，恭谒陵寝。事竣之日，再谋游学海外，以补不足。”按说，溥仪的行动意图应属机密。现令罗振玉草拟机密诏书，表明其地位之提高。上述各项，足以说明当时溥仪对罗振玉是高度信任的。

为了实现溥仪“还宫复辟”的幻想，罗振玉坚决主张依靠日本。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率国民军进入北京，废除皇帝称号，移出宫禁。先移至其父的北府，后经罗振玉的暗中活动，又到日本使馆呆三个月。由于受到日本使馆的殷勤照料，并为其设置了“大清皇帝”的奏事处和值班房，继续接受清廷遗老们的朝贺。受到日本使馆的特殊关照，溥仪受宠若惊，心中又萌生出洋日本之念。罗振玉心领神会，“密与（池部）商上行止”，池部鼓吹说：“异日中国之乱，非上不能定，宜早他去，以就宏图，于是两人契益深。”⑸在罗振玉看来，溥仪赴日应到天津进行准备。溥仪赴天津，不仅身边的要员支持，还得到日本公使芳泽谦吉（1874－1965）的同意和段祺瑞的赞成。1925年2月23日夜，溥仪在天津总领事吉田茂（1878－1967）所派警察署长和便衣警察护卫下登上开往天津的火车，罗振玉父子已在车上恭候。车到天津受到吉田茂等迎接。2月25日《顺天时报》刊载的日本公使馆声明，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说：“原宣统皇帝怀有离京之意，早为执政之政府所熟知，而无何等干涉之意”。⑹

二

溥仪到达天津即住进日本租界地，先居于武昌第八镇统制张彪（1860－1927）的“张园”，5年后又移居陆宗舆（1876－1941）的“青年园”。天津是罗振玉居住地，此间罗振玉同溥仪联系更加密切。当时，罗振玉和急于“还宫派”陈宝琛不同，与溥伟及遗老遗帅中的“连日”、“出洋”的人员构成“亲日派”。然而溥仪则希望联络、收买军阀，如吴佩孚（1874－1939）、张作霖、段祺瑞等，以便通过武力“还宫”。三派的最终目的是殊途同归—复辟。

但是，封建专制的旧制度被推翻，新的共和制刚刚建立，全国绝大多数人仍在欢天喜地之中。在此形势下，罗振玉等股肱之臣仍坚持溥仪复辟还宫。溥仪在天津的7年，主要想通过拉拢军阀达到复辟目的。吴佩孚曾专门向溥仪上书称臣，张作霖给溥仪磕过头，段祺瑞祈求与溥仪见面，但是他们并无能力把溥仪重新送回紫禁城。何况，接受过日本的帮助，日本以保护为名，监视溥仪进入中国管理区与军阀们接触。日本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利用溥仪来实现主宰中国的计划。

日本为了拉拢、控制和利用溥仪，绞尽脑汁，期间罗振玉向日本献计献策，日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诸如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应允溥仪要求派其弟溥杰等赴日学习陆军，先行派日人教授日语；邀请溥仪参观日本侨民小学，令学生高呼：“溥仪万岁”口号；逢年过节和溥仪生日时，仍像对待皇帝一样向其祝贺；日本过天长节时也邀请溥仪参加阅兵典礼，为了讨好溥仪高兴，植田谦吉司令官还特意骑马向溥仪致敬；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高田丰树还不时派参谋们向溥仪表示：“中国的混乱，根本在于群龙无首，没有了皇帝”，只有溥仪“才能收拾”民心。

特别是日本在天津设立的特务机构—三野公馆，是专门拉拢罗振玉、荣源和谢介石等人的场所，而且在那里安排了女人、鸦片等。股肱们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不惜低三下四，乞求日本干涉中国内政。走的最远的是罗振玉，其次是郑孝胥。郑孝胥曾专程前往日本，与日本军部、黑龙会等接触。日本朝野将郑孝胥视为溥仪的代表予以欢迎、款待。其中接见过郑孝胥的日本人有鼓吹侵华的近卫文麿、陆军大臣宇垣一成、司法大臣平诏骐一郎、陆军将领南次郎以及铃木贯太郎等上层人物。然而，郑孝胥并非与罗振玉一样，死抱日本以实现溥仪复辟，而是在企望依靠日本复辟的同时，还盼望得到“国际共管”。待日本探知郑孝胥的双重面孔时，异常愤慨，寻机惩戒。此间，出现两件事，一是外部的。即罗振玉和升允共同向溥仪推荐白俄将军谢米诺夫，由于陈宝琛反对无果。不久罗振玉又会同郑孝胥介绍，溥仪才会见谢米诺夫，并予以资助，同时将其介绍给溥仪寄予希望的张宗昌（1881－1932）。另一件事是位于河北的遵化马兰峪的乾隆和西太后的陵寝被盗事件。此事发生于1928年，国民党41军军长孙殿英（1889－1947）有计划盗墓，将殉葬财宝，搜罗净尽。溥仪认为受到的刺激，比自己被驱逐出宫时还严重。⑺罗振玉、郑孝胥、升允等，纷纷向溥仪表达本人对蒋介石军队的愤慨，甚至在张园摆上乾隆、西太后灵位，一天三祭。这时罗振玉等更是不断向溥仪进言，增强其复辟的决心。

1931年7月10日，溥杰从日本回到天津，在会见溥仪时暗示东北将发生事端，未来是有希望的。“九一八”事变之次日晚上，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州美资即提出“树立以宣统为皇帝的盟主”的伪政权主张，参谋本部电令天津日军司令官“保护”溥仪，并派上角利一携罗振玉到天津去接溥仪。⑻这足以反映出日本军方扶持溥仪当傀儡是蓄谋已久的。9月22日，关东军幕僚会议决定将溥仪和近臣罗振玉等人置于日军保护之下。25日，罗振玉被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1885－1948）召到奉天。罗振玉向板垣说明溥仪复辟的愿望，并同熙洽（1884－？）、张海鹏（1867－1949）等人策划溥仪到东北的办法。

9月30日，驻天津日军司令官香椎浩平以“谈一件重要的事情”为名，邀溥仪到司令部客厅。溥仪走进客厅，一眼见到罗振玉已在场。罗振玉立将张作相参谋长熙洽的信交给溥仪，信的主要内容是劝溥仪“勿失良机”，赶快到祖宗发祥地—沈阳主持大计。表示：溥仪一到沈阳，熙洽就在吉林“宣布复辟”。罗振玉在旁边进一步无中生有地说：东北3000万民众期盼溥仪回沈复位。为达到溥仪离津目的，不惜制造革命党将进行暗杀的谣言相威胁。香椎浩平也以天津治安状况不好为名，劝溥仪尽早动身到东北去。后来溥仪前往东北，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罗振玉、熙洽和香椎浩平的诱惑、劝导，使溥仪产生离津之念。另一原因是社会上流传出“中国人要对溥仪有不利的举动”。第三个原因是日本策划的一系列行动：板垣派大陆浪大川岛浪速（1865－1949）等到天津劝诱溥仪；⑼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1883－1948）也秘密到天津，并于11月3日夜会见溥仪，再劝其“速往”东北，同时建议关东军监视溥仪，如有逃逸情形，则用“特殊手段”。⑽其手段之一是用水果箱装两颗炸弹，以礼品送给溥仪进行恫吓，手段之二是寄恐吓信，警告溥仪：“如果你再不离开这里，当心你的脑袋！”其实这些卑劣手段都是日本收买溥仪身边的宠爱侍从祁继忠之所为。手段之三是奉关东军之命协助溥仪离津的土肥原，策划汉奸便衣队于11月8日在华界骚扰，制造混乱，驻津日军司令部令部队占领日本租界的外围线，⑾并把装甲车开到溥仪居住的静园门外。溥仪在内外夹击之下，神不定，心不安，终于应允离开天津。

三

1931年11月10日，夜幕降临，溥仪按着日本间谍祁继忠的精心安排，走出静园，坐在敞篷汽车的后箱中，由日军护送到敷岛料理店，再换上日本军大衣、帽，到码头坐汽船登上“淡路丸”。12日到营口港的满铁码头，然后由另一名特务甘粕正彦将溥仪拉倒汤岗子疗养区的对翠阁旅馆，进行“照顾”。⑿届时罗振玉等人已按照关东军的安排，在客房等候溥仪了。罗振玉首先向溥仪说明，他还在同关东军商讨复辟建国之事。

溥仪离津到东北明明是日本长期实行阴谋诡计的结果，而关东军却向关东州长官、总领事、满铁等发出通告：“溥仪因天津暴动深感其自身生命之危险，乃自发逃离天津，于13日（12日）10时突然于营口登陆，请予保护。出自人道主义立场，暂时将其收容于汤岗子予以庇护。”⒀但是，关东军又以汤岗子有“兵匪活动”为名，先不准外出，甚至下楼也不行。直至11月18日将溥仪等迁至罗振玉的居住地旅顺，住进大和旅馆（今旅顺口区文化街30号）。月余后迁至善耆之子章宪家居住（今旅顺口区新华大街9号）。关东军对溥仪仍然是严密“保护”，不准任何人会见。罗振玉经常与关东军联络，与郑孝胥争夺溥仪。罗振玉利用与板垣、上角利一孤立郑孝胥，单独与溥仪和关东军往来。然而，郑孝胥并非罗振玉所能孤立的。郑孝胥到日本时与东京军部建立了联系，而且在天津时已认识上角利一。可见，罗、郑分别祈求关东军帮助。据溥仪记载，罗、郑都试图在日本帮助下，让溥仪复皇帝位，但当日本反对帝制而筹建“满蒙共和国”时，罗、郑又顾不得再为溥仪争复帝位，而为组阁当总理暗中使劲。关东军对罗、郑两人进行分析比较后，认为郑孝胥比较灵活，而不喜欢因循守旧的罗振玉。关东军逐渐冷落罗振玉了。溥仪到旅顺后，所面对的是关东军加快炮制新国家的局势。溥仪原以为到了旅顺会很快决定复辟问题，可是一两个月过去，不见动静，溥仪十分恼火，但也只能听从罗、郑的劝告，耐心等待。

直到1932年2月18日，板垣做好一切建立伪政权准备之后，便召集原哈尔滨特区长官张景惠（1871-1959）、奉天省主席臧式毅（1885-1956）、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1885-1950）和刚上任的吉林省主席熙洽等举行“东北行政委员会”会议，发表《独立宣言》，要在满洲建立“共和国”。此事使溥仪及身边的罗振玉既恐慌又愤慨。溥仪气的要回天津，罗振玉虽不反对回天津，却还抱一线希望主张争取。因此建议给板垣送礼。同时，由溥仪提出12条必须“正统系”—复辟的理由。诸如“尊重东亚五千年道德”、“实行王道”、“统驭国家”、“恢复帝制”、“行政之复古”、“振兴两国国势”等。⒁

2月21日，罗振玉携其子罗福葆、郑孝胥携其子郑重等，先后拜见坂垣，请求实行复辟帝制。但在奉天公记饭店举行的各次“建国会议”上，帝制派与张景惠、臧式毅、赵仲仁等立宪共和派争执不下，最后折衷为民主共和制。会上还围绕国名、年号、国体、元首名称讨论一番。其实讨论不过是走形式，板垣早已征得日本军部和关东军之同意，本庄繁批准，只是假“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名义，于2月25日抛出“新国家”方案：国名为“满洲国”满珠—满殊，相沿为汉字满洲，元首称“执政”，国旗为“红蓝白黑满地黄的五色旗”（红色热情、赤诚；蓝象征青春、活泼；白代表博爱和平与纯真公正；黑表示克己与坚忍不拔；黄为土地之色，表示土地广袤与福庆，亦是“汉、满、蒙及日本、朝鲜五族协合之意”），年号“大同”取《易经》中之“天下大同”，首都定于长春（地处“满蒙”中央，无军阀残余），改为“新京”，政治为“民本主义”。并决定正式拥戴溥仪就任“新国家”元首，遂派代表赴旅顺迎接。3月1日6名⒂代表到旅顺会见溥仪，恳请担任元首。溥仪以“责任重大，碍难接受”予以推辞⒃。同日上午9时“东北行政委员会”在奉天发表洋洋万言的《满洲国建国宣言》。《宣言》中竟公然“宣告与中华民国脱离关系，创立满洲国”，承认中华民国“与各国所定条约债务之属于满蒙新国领土以内者”，实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⒄十分明显，“满洲国”是在日本卵翼下的傀儡政权。3月4日下午，关东军策划了29人第二次拥戴使再次恳请溥仪出山的措施。最后溥仪表示“勉竭愚昧，暂任执政一年；一年之后，如多陨越，敬避贤路。傥一年之内，宪法成立，国本决定，若与素志相合，再当审慎，度德量力，以定去就。”⒅何谓“国本决定”，“与素志相合”，就是恢复帝制、重登皇帝宝座之意。这一愿望于两年后的1934年3月1日实现了，溥仪执政即皇帝位，改年号为“康德”。3月5日，张景惠迎接委员专程到旅顺，第三次恳请溥仪出山，三顾之礼后，溥仪才正式承诺。

3月6日7时30分，溥仪携婉容，在罗振玉父子、郑孝胥父子及日本人等30多人陪同下，乘汽车到大连。9时8分，从沙河口车站搭专列启程，零时43分到汤岗子，再下榻对翠阁旅馆。3月8日8时20分乘专列离开汤岗子，下午3时到达长春站。罗振玉为筹建伪满洲政权积极奔走。3月9日，溥仪在就职仪式上当了执政，罗振玉等人参加，并在满铁总裁内田康哉（1865-1936）致完祝词后，由其代读溥仪的答辞。郑孝胥因得关东军青睐而当了国务总理，罗振玉只当上参议府参议。罗振玉为溥仪未复辟当皇帝，自己又未当上总理而郁闷不乐。次日向溥仪辞职。溥仪挽留，他却说：“皇上屈就执政，按说君辱就该臣死，臣万不能就参议之职。”⒆但溥仪还是将其“留之左右，以备咨询。未几被任为‘临时赈务督办’。”⒇后来返回旅顺。1932年末，伪监察院院长于冲汉（？-1932）病故，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1868-1933）又想到罗振玉，要他继罗振玉又兴冲冲地于1933年7月前往“新京”做了一任监察院院长。1937年5月“请准辞居旅顺，闭门习静，著书自遣，或摩挲金石，评隲书画为笑乐。”（21）

1940年6月，罗振玉留着辫子，带着不能辅佐溥仪复辟大清的积怨，饮恨病殁，年75岁。溥仪赠谥“恭敏”。

罗振玉与溥仪相处了16年。溥仪一心想复辟皇帝位，多方依赖于罗振玉，然而在溥仪所写的《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又揭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有关罗振玉品行不端之事。罗振玉为实现溥仪复位效尽犬马之劳，想依靠溥仪为自己争个较大的官职而殚精竭虑。但是，由于日本对罗振玉的欣赏程度远比郑孝胥为差，罗振玉与郑孝胥争权夺势中败下阵来，再加上他的效劳未能实现溥仪恢复帝位而郁闷引退。可一旦关东军启用他，他又到溥仪身边为伪满洲国和日本效劳了。不过他殚力治学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是值得一提的。诸如：悉力保存内阁大库明清史料，免于毁灭；甲骨文字之考订与传播；敦煌文卷之整理；汉晋木简之研究；古明器研究之倡导，编印《殷虚书契》、《三代吉金文存》、《古镜图录》、《封泥集存》等，对文化发展还是有益处的。

注释：⑴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2年，第122页。

⑵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罗振玉》，《传记文学》第120页，第23卷，第2期。

⑶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2年版，第161页。

⑷《郑孝胥日记》，转引自《我的前半生》，第174页。

⑸罗振玉，《集蓼编》，转引自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2年版，第194页。

⑹《顺天时报》，1925年2月25日。

⑺溥仪，《我的前半生》，第230页。

⑻《片仓衷回忆的满州国》，第99页。

⑼《片仓衷回忆的满州国》，第99页。

⑽《秘录土肥原贤二》，第203页。

⑾〔日〕ねず?まさし，《现代史资料》，第7卷，第258页。

⑿《片仓衷回忆的满州国》，第101页。

⒀〔日〕满州国史编纂刊行会编、步平等译，《满州国史·总论》，黑龙江省社科院1990年版，第180页。

⒁参见溥仪，《我的前半生》，第301、302页。

⒂《满洲国史?总论》第22页记载为张燕卿、赵仲仁、葆康、冯涵清、凌陞、苏宝麟6人，而溥仪在《我的前半生》第311页称“3月1日，张燕卿、谢介石等九人到达旅顺。”

⒃《满洲国史?总论》第220页。另溥仪在《我的前半生》第311-312页称“殆难宏济，断非薄得所能胜任。所望另举贤能，造福桑梓”。二者文字不同，意思相同。

⒄〔日〕满州国史编纂刊行会编、步平等译，《满州国史·总论》，第231页。

⒅溥仪：《我的前半生》，第312页。

⒆溥仪：《我的前半生》，第314页。

⒇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罗振玉》，《传记文学》，第22卷第2期，第120页。

（21）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罗振玉》，《传记文学》，第22卷第2期，第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