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由于苏东坡生性“不随”，到死也没有当过一天宰相，弟弟苏辙也只坐到副宰相之位。

2、因为与新党领袖王安石新法不入，苏轼无奈请求离开朝廷，出任地方官。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司马光做了宰相，本应该是苏轼大展宏图的时候，但由于他认为司马光对王安石的新法不应全盘否定，而应实事求是，不能操之过急地将脏水孩子一起泼掉，便惹恼了司马光。无奈之下，苏东坡再次离京，去杭州赴任。

3、让人佩服的是，苏东坡每到一个地方，都不是以一个受屈者的身份，在地方上混日子。他是既来之则安之，认认真真、兢兢业业为地方办些实事和好事。苏轼在徐州，率领军民奋力抗洪，千古留名；他在杭州治理西湖，留下苏堤。我常想，当年苏东坡在我家乡阜阳任太守倘若不是仅有几个月，那道著名的苏堤就不一定在杭州了，它一定会在我们阜阳的西湖……

4、苏东坡的“不随”，直接影响了仕途，但也正是他的“不随”，成了让后人钦佩和敬仰的品格。翻阅大量文人笔记可以看到，从宋代到清代，那么多人写过苏东坡，但没有发现一个对苏东坡的讽贬之词。就拿他后来反对过的宰相司马光来说，有过不快，却依然认为蔡京是小人，东坡是君子。这一点，司马光也真的没有看错。当年东坡和司马一起反对王安石变法时，蔡京作为一个小官在厉行变法，可当司马光当上宰相推翻王安石新法时，蔡京又以开封府尹的身份，五天内就完成了司马光的指标，真是神速复神速矣。不过，后来将司马光列名“元祐党人碑”，教唆皇帝撤销司马光一切身后荣誉的，又恰恰是这个“墙头草”。

5、苏东坡反对司马光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民间实践中，他发现原来王安石的新法有不少可取之处，对新法有了一分为二的态度。苏轼在谪居黄州时给一个朋友的信里就曾经这样写道：“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苏东坡与王安石政见不同，但私交还是有的，王安石闲赋在家时，苏东坡还曾去看望过他。可见，苏东坡在处理这些矛盾时都以大局为重，对事不对人。因此，他对王安石与司马光的评价是一样，几乎不相上下的。这也是苏东坡的朴真、可爱之处。